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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官员的尺度(这里面竟然有你不知道的秘密)

批评官员的尺度(这里面竟然有你不知道的秘密)(此纸条只献给一个多星期前尝试听写这本书内容时,文字贫乏,思维混乱的自己。)作者是《纽约时报》报道法律事务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Lewis)

批评官员的尺度(这里面竟然有你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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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纸条只献给一个多星期前尝试听写这本书内容时,文字贫乏,思维混乱的自己。)
作者是《纽约时报》报道法律事务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译者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文学口音”爱好者何帆。这本书主要讲三大内容——美国制定宪法以来的言论自由简史(第6-10章)、《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始末(第1-5章和第12-16章)、沙利文之后诽谤诉讼的发展(第17-20章)。
美国言论自由简史
在1787年的费城会议上,美国宪政先贤们只拟定了一个框架文件,却没有涉及到很多众所周知的人权保护条款。美国人曾经反叛英国国王,发动革命,赢得独立。现在他们期待着建立一个高度人民自治的共和国和一个能有所作为的中央政府。为了保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麦迪逊提出了分权制衡的策略――一是各州保留主权,联邦政府只享有特定的权力;其次,联邦政府分为三个独立的部门: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就解释了美国联邦和州的双重法律制度。后来,应各州的要求,第一届国会(1789年)增加了第一至第十次宪法修正案,于1791年获得通过,成为众所周知的《权利法案》。其中,第一修正案的内容是:“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申诉的权利。”
【美国宪法言简意赅,言简意赅,词句极其笼统,却没有说明具体问题,令当时和后世的法官相当头疼;当然,宪法圣贤也有自己的良苦用心,但是过于精确和详细的规定很容易过时,不能长期搁置。1803年马布里诉麦迪逊案后,司法系统说了算。在此期间,杰斐逊总统曾指出,“如果最高法院接管并取代政府的其他部门来确定宪法的含义,首席大法官将使司法部门成为一个专制机构”,“司法部门也需要法律的制约”。
普通法是普通法体系中常用的,即一套随着判例的积累而形成的系统的法律规则。“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大法官在《普通法》中说)。但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仍然是以成文法典来裁判案件。]
关于美国人如何理解1791年的“新闻自由”,一直存在许多争议。对“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解是,人民有权不经官方许可发表任何言论,即“事先限制”;但是作品发表后,作者或者出版者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这与1765-1769年间“普通法权威”黑石出版的巨著《英国法律评论集》是一致的:“任何发表的危险、冒犯性言论,都可以以维护和谐、良好秩序为目的,得到公正、不偏不倚的评判。”即使在第一修正案生效后,黑石的观点仍然很受欢迎,“新闻自由”仍然仅限于没有事先限制的自由。
【美国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对出版物的事前限制,源于英国历史上的“出版许可制度”。从1538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第一次下令议会通过该法案到1643年,任何想出版一本书、一本小册子甚至印刷一份传单的英国人都不得不接受武断的官方审查。直到1694年,由于议会拒绝延长其有效期,该制度才告终结。然而,1704年,英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霍尔特提出了认定煽动诽谤政府罪的方法。虽然出版前不需要接受官方审查,但出版后一旦触犯政府或官员,也要受到惩罚,否则“政府安全得不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即使你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了皇室成员或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你也会有罪,因为有根据的批评比虚假的话更能损害官员的威望。]
从当时(18世纪末)的司法实践来看,司法现实与理论发展相去甚远。由于媒体品味越来越低俗,肆意嘲讽政客,政府很少用法律来震慑新闻界,以至于“新闻自由”逐渐演变为“严厉批评和讨论公共问题的权力”。1798年,国会通过《防治煽动法》,宣布批判联邦政府构成犯罪;此时,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与煽动诋毁政府罪之间的冲突终于成为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
【1796年,华盛顿总统两届任期届满,代表联邦党人的亚当斯和代表民主党共和党人的杰斐逊分别当选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各党派的政治势力都极力渲染和夸大自己的立场;民主党共和党人批评联邦党人更喜欢中央集权和英国政府,而联邦党人则认为民主党共和党人是一群试图推动法国式恐怖政治的雅各宾派。1798年,《防治煽动法》在这种充满猜疑和敌意的政治氛围中被联邦党成员提拔。1799年,杰弗逊通过一项协议重申了他的立场:宪法授权各州自行立法决定新闻自由;同年,麦迪逊还发布了《弗吉尼亚决议》,宣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共和国的基本保障(其中提到的“自由审查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被后人称为“麦迪逊前提”)。年底,他在相关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拥有绝对主权的是人民,而不是政府”。]
联邦主义者声称,为了改革普通法中的“煽动诽谤政府法”,《防治煽动法》对那些以损害名誉为目的,用“不真实、诽谤和中伤的话”批评政府的人进行惩罚。此后,联邦党人多次干预审判过程和陪审团程序,试图将证明言论(甚至包括预测性言论)真实性的责任强加给被告,以干扰相关案件的审判结果。从1798年7月到1801年3月的短短3年时间里,有14人因违反《防治煽动法》而入狱。
在1800年的选举中,这条臭名昭著的法律终于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导致亚当斯被杰斐逊击败,联邦党垮台。杰斐逊上任后赦免了所有被判《防治煽动法》的人。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麦迪逊前提的重要性,主流观点已经认为这种犯罪违背了美国宪法制度。至此,美国人因表达政治观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代似乎结束了。
1919年以前,最高法院受理的言论自由案件数量很少,原因是如杰弗逊所言“因为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落入各州立法机构之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高法院虽致力于维护商业经济利益中保护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却刻意回避言论自由议题。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会在爱国热情泛滥、全民避讳谈论德国的政治气氛下,通过了《防治间谍法》。该法对所谓的“反战言论”做出了规定,令数以百计的人因为自己无伤大雅的评价或讨论而获罪――《防治煽动法》死灰复燃了。首批《防治间谍法》案件审判后,法学界的反对意见掷地有声:只有直接煽动违法而非仅仅带有某种倾向的言论,才应受到处罚。
  1931年,最高法院终于迎来了第一起重要的出版自由案件(此前一直将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一并纳入基本自由范畴)――“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这起案件为美国的出版法确立了一个基本命题: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事前限制应当受到质疑。“尼尔案”之后,但凡有人申请对媒体报道进行事前限制,法官们多半会当场驳回。
  如果说“尼尔案”将美国人的表达权利彻底从英国式的事前限制中解放出来,那么1941年的“布里奇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则让媒体不再被藐视法庭罪困扰。负责撰写“布里奇斯案”判决书的布莱克大法官说道:“尽情阐述自己对公权力的看法,不管这种看法多么不中听,这是专属于美国人的无上荣耀……司法审判不像政治选举,必须借助集会、广播和报纸的力量取胜。”因此,虽然庭外言论有时会妨碍司法公正,但只有在引发“司法不公”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才能按藐视法庭罪处罚。此后几年又有不少藐视法庭类案件陆续上诉至最高法院,但法院判处藐视法庭罪的权力始终局限在违反法官指令或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上。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始末
  1960年3月23日傍晚,《纽约时报》广告部的业务员受理了一宗“社论式广告”业务,委托人是当地“支援马丁路德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的一名志愿者。随后,业务员将广告文案及一封该委员会主席的亲笔信交至广告审查部确认后,《纽约时报》于3月29日刊登了这则题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大字标广告,全文如下图:
  4月5日,《阿拉巴马纪闻》上刊登了该报地方版编辑杰金斯写的关于《关注他们的呐喊》的报道。文章指出:“广告对事实的描述,有些与真相不符,有些未经证实。广告说,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黑人学生领袖在州议会厅前唱完‘我的国家,也是你的’之后,就被校方开除。实际上,这些学生是因为领导静坐抗议才被开除的……广告还说:‘当所有学生以罢课方式抗议州政府滥用公权时,警察封锁了学校食堂,试图用饥饿迫使他们就范。’校方认为上述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尽管春季入学登记确实出了些状况,但学校食堂从来没有被封锁过。”4月7日,《广告报》的编辑霍尔也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世上有两类说谎者,一类主动撒谎,一类被动为之,这两类说谎者在3月29日《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中,粗鲁地诽谤了蒙哥马利市。”
  [1960年,《纽约时报》日发行65万份,其中只有394份被送到阿拉巴马州的报摊或订户手中。蒙哥马利市的《广告报》及姊妹报《阿拉巴马纪闻》订阅了一份《纽约时报》,新报纸往往在出报数日后才被送到编辑部。
  当时虽已是20世纪60年代,但对种族、文化问题态度保守的“南方腹地”各州(包括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依然残留着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观念。]
  4月8日,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认真研究了这篇社论广告之后,向《纽约时报》和联名者中四位住在阿拉巴马州的黑人牧师分别寄了挂号信。沙利文在信中提出,广告内容涉及指控他本人“严重失职”及“蒙哥马利市警方处理不当、玩忽职守”,要求尽快“发布声明,撤回之前那荒谬不经的诽谤性言论”。4月15日,负责《纽约时报》法务的律师事务所回复了沙利文,并对这则未指名道姓的广告到底何处影射到沙利文本人的问题表示迷惑。后来,据《纽约时报》驻蒙哥马利市特约记者麦基(专职于《广告报》)的调查报告显示,除了警察封锁学校食堂,“试图用饥饿迫使学生就范”之说无法查证外,广告中的其他说法“完全属实”;《纽约时报》在回函中说相关调查将继续进行,“也烦请沙利文先生告诉我们,究竟这则广告什么地方冒犯了您”4月19日,沙利文在未进行书面答复的情况下,将《纽约时报》及那四位黑人牧师一并告上了蒙哥马利市巡回法院,起诉他们涉嫌诽谤。沙利文诉称,广告第三段提到蒙哥马利市的部分,以及第六段提到对付金博士的“南方违宪者”部分,是对他本人的诽谤,他要求索赔50万美元。沙利文的控告随即引发了连锁反应――5月9日,阿拉巴马州州长帕特森致信《纽约时报》说,广告中“作为阿拉巴马州州长及前教育厅厅长……严重失职”是对他本人的指控。一周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广告撤回声明并向帕特森州长致信道歉;然而两周后,帕特森州长还是将《纽约时报》、四位黑人牧师还有马丁路德金共同告上了法庭,并要求100万美元赔偿。之后又有三人陆续加入了原告阵营――蒙哥马利市市长詹姆斯、市政专员帕克斯和前市政专员塞勒斯,他们每人要求《纽约时报》和四位黑人牧师赔偿50万元。
  至此,《纽约时报》将面临总计300万美元的诽谤赔偿。报社管理层与代理律师们根本无法说服原告方撤诉,更可怕的是,阿拉巴马州法院的法官与陪审团们也正对这份介入种族问题的北方报纸虎视眈眈。
  [四位黑人牧师后来作证说,自己在收到沙利文的来信前,根本没听说过这则广告,显然是有人未经许可擅用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之所以会与《纽约时报》一起惹上官司,完全是原告方的诉讼策略。因为按照美国宪法,诉讼双方当事人来自不同州时,类似诽谤官司这样的普通民事案件,可由联邦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防止A州公民在B州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如果A州公民控告B州公民,但被告中也有A州公民时,案件可以不必移至联邦法院审理。]
  在《关注他们的呐喊》广告发布两周后,《纽约时报》又在头版刊出一则题为《恐惧与仇恨在伯明翰蔓延》的报道,开篇写道:“没有纽约人能把握伯明翰当前的形势。白人和黑人漫步于同样的街道,可在这些街道上,惟有供水系统与排污系统算得上人们共享的公用设施。从球场、出租车,到图书馆,到处都有种族隔离措施……那些铁鞭、刺刀、手枪、炸弹、燃烧瓶、棍棒、匕首、暴徒、警察和州政府的种种行为,更激化了这样的情绪。”这则报道给《纽约时报》惹来了更多诽谤官司,原告共索赔315万美元。
  此时,《纽约时报》正在着手应对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提起的首场诽谤诉讼。种族因素作祟下,《纽约时报》连物色一位在阿拉巴马州的合作律师都很困难。几经波折后,他们终于找到伯明翰市一家行事风格特立独行、经常为黑人被告提供辩诉的律所,该律所的合伙人恩布里律师同意代表《纽约时报》打这场官司。恩布里思虑再三,认为击败沙利文的最好策略是挑战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属人管辖权”,也就是证明《纽约时报》与阿拉巴马州没有足够的业务往来,当地法院对其没有司法管辖权。
  [当时的《纽约时报》日发行的65万份中仅有区区394份被送到阿拉巴马州。其特约记者偶尔会在阿拉巴马州采访,本地公司也偶尔会在《纽约时报》投放广告,但与报社每年3750万美元的销售额相比,阿拉巴马州那区区1.8万美元的年营业额实在微不足道。]
  8月5日,蒙哥马利市巡回法院的琼斯法官驳回了恩布里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裁定《纽约时报》与阿拉巴马州有充分的业务往来,该州法院有权管辖此案。初审只花了11月1日至3日短短三天,清一色白人陪审团最后判定被告败诉,《纽约时报》与四位黑人牧师必须按沙利文的诉讼要求进行赔偿。1961年初,琼斯法官还否决了《纽约时报》的重审动议,报社只好转而向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一时期的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正旗帜鲜明地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果不其然,1962年8月30日,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认为该则广告所言不实,“指涉且关系到”沙利文已构成“直接诽谤”,并对《纽约时报》根据第一修正案提出的抗辩回以一句话:“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
  《纽约时报》和四位黑人牧师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那就是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然而在1962年的美国,想将这类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其实难若登天,因为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最高法院纠正各州法院裁判的权力。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韦克斯勒教授应《纽约时报》之邀担任本案复审的辩护律师,他擅长研究联邦法与州法之间的复杂关系。1962年11月21日,韦克斯勒代表《纽约时报》提交了“调卷复审令申请”;为了将本案与第一修正案扯上关系,申请书援引霍姆斯大法官在“艾布拉姆斯案”中的异议意见(即普通法中关于煽动诽谤政府罪的规定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还引述了哈佛法学院的查菲教授在同一问题上的论述。申请书还谈到了“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但并未强调种族因素在这起诽谤官司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四位黑人牧师的代理律师团队也提交了他们的“调卷复审令申请”,主打的是“种族牌”。与此同时,在下级法院胜诉的沙利文一方也递交了“被上诉人反对诉状”。
  1963年1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终于批准复审“《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9月6日,由韦克斯勒谋篇布局了一整个夏天的《纽约时报》诉状被提交至最高法院。诉状用了比申请书更长的篇幅论述第一修正案是否保护诽谤性言论的问题,还就“煽动诽谤政府罪与宪法”、人民自由讨论政治与国家民主等观点做了阐述。韦克斯勒很清楚,关于批评官员是项绝对权力的说法很难说服多数大法官,毕竟个人名誉权也备受注重。尤其是在麦卡锡时代之后,即便是那些赞同言论自由的法官,在涉及官员名誉的问题上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庭辩时间安排在了1964年1月6日下午。韦克斯勒先是用一半发言时间陈述了案情。进入法律议题后,韦克斯勒指出了:第一,阿拉巴马州法院适用的裁判原理压制了第一修正案的原则(“我们现在的立场,正是麦迪逊和杰弗逊当年质疑1798年《防治煽动法》时所持的立场”);第二,在最广义基础上,一个公民其实有权扭曲真相,恶意攻击自己的市长、州长接受百万贿款而他们却不能告他诽谤,因为官员还可以运用他的市长特权,以演讲的形式来回应指控――他还从狭义角度阐述了对批评官员行为的绝对豁免权;第三,最高法院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审查一份关系到宪法权利存续问题的庭审记录,这样并不等同于干预州权。
  3月9日,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一间大教室授课的韦克斯勒收到了来自最高法院关于庭审结果的纸条――“一致裁决,撤销原判”。主笔该案判决意见书的布伦南大法官受到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米克尔约翰的巨大影响。“沙利文案”宣判没多久,九十二岁高龄的米克尔约翰对该案的判决做出了如下评价:“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至此,“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的结论终于可以在法律上扬眉吐气。
  “沙利文案”后的诽谤官司症候群
  “沙利文案”的法理基础,是确保人民自由无忌地发表关于政府的言论。然而1964年以后,诽谤诉讼却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索赔金额也越来越大,媒体受到重重威胁,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沙利文案”二十年后,诽谤诉讼简直成为了美国一项欣欣向荣的产业――从演艺明星、商业大佬,到将军、州长、参议员,都在踊跃成为诽谤官司原告。针对诽谤诉讼成风的现象,有人如此解释:“沙利文案之后,媒体对政治人物的批评愈发不留情面,行文谋篇更是刀刀见血。”多数媒体很少承认犯错,而且过分强调宪法权利的方式,因此其傲慢自大的形象在公众眼中根深蒂固。
  现在,美国的诽谤法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很大程度上是拜“沙利文案”的判决所赐,也是最高法院不断扩张媒体自由,或者全体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所应付出的必然代价。
  1、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进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
  2、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3、《国语》:“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4、言论自由不是恶毒污蔑的通行证。
  5、言论自由与公民情感冲突时,哪一方优先
  6、美国宪法能够沿用至今并被誉为“活的宪法”,靠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与时俱进,适时根据社会情势变迁,通过灵活解释,不断赋予宪法条文新的含义。
  7、对某一政府部门的批评→是否“指涉且关系到”主管该部门的官员相关官员能否以个人名义,提起诽谤之诉一般侵权
  8、中国2009年4月,公安部强调侮辱、诽谤案件属于一般自诉。
  9、用“公众人物”一词论证媒体监督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唐季礼、范志毅案。
  公众人物:①非政府官员;②用过错责任可解决,此概念属于画蛇添足;③丑闻、八卦等不关乎公共事务;④政府官员案件胜诉率高。
  10、属人管辖权:一州法院可以在另一方当事人的业务、财产或身份与本州有关联时,通知对方从其他州赶至本州应诉。
  11、证明对方诽谤:①被告有出版行为;②被告有诽谤陈述;③原告是诽谤对象(沙利文举证重点)。
  12、当地官员借诽谤诉讼打压民权运动,CBS报道黑人在蒙哥马利市获得选举权之难被索赔150万美元。
  13、诽谤是否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范畴”否认的话纽约时报永远无法胜诉。
  14、今天我们对宪法心存敬畏,甚至想当然地以为18世纪的美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反对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认为会导致专制。解释宪法的当然是法院,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政府的每个分支都有权利判定宪法含义。
  15、国会通过法律之前,会考虑是否存在宪法障碍。总署签署通过法律之前,也有同样的考量。所以任何一部法律一旦通过,即合宪,法院不得撤销。这种观点占上风,则宪法仅有引导和调控功能,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力。
  16、言论自由是否包括不说的自由(1942年学生因拒绝向国旗敬礼而被开除)
  17、小哈里卡尔文:“在我看来,一个社会如果保留煽动诽谤政府罪(即使拿证据证明官员的确腐败,仍然构成该罪,自辩事实会成为败坏他人名誉的罪证),这个社会就算不上自由社会。”
  18、詹姆斯麦迪逊在致副总统杰弗逊的信中说:“或许存在这么一条普遍规律:国家之所以压制某种自由,就是为了应对某种世纪存在或者假想中的外部威胁。”
  19、民主政府足以经得起社会风险与变革的考验。
  20、致力于维护商业经济利益,“契约自由”亦是自由。裁定政府限定最高工时或者限制使用童工的法律违宪,但涉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倾向于狭义解释。
  21、反对言论只要有“不良倾向”即可治罪的传统立场,认为只有在言论直接引发违宪行为的时候,才应予以制裁。→言论自由是政府自治的基本条件。
  22、霍姆斯:“人们所作为的性质,有时取决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即使我们对言论自由施以最周延的保护,也不保护一个在剧院内谎称火警,并引起恐慌的人(用来形容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是否恰当)。”
  23、言论的一大职能,就是将人们从非理性恐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24、当最高法院发现国会立法或者行政法规违宪时,它必须用恒久长远的价值,而非多数人的当下意愿来说服人民,以证明修正法律的正当性。
  25、与医疗事故等其他侵权案件不同的是,原告一开始就被推定为受到伤害,而且无须就此举证。
  26、若想维护官员名誉,必须将名誉受损的举证责任移转到官员身上。
  27、最高法院有权审查一审庭审记录,并根据相关事实,认定这些记录有宪法瑕疵吗毕竟,最高法院无权审理州法管辖的案件。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最高法院不得推翻州法官和陪审团就事实问题作出的裁决。(特殊情况:如果庭审记录关系到一项宪法权利的存续,最高法院有责任和义务审查这些证据。)
  28、如果当事人知道言论不实后,仍拒绝将其撤回,应视为他一开始就明知陈述不实
  29、美国自由的本质:容忍不受限制,甚至刻薄、尖锐的争论。
  30、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述。
  31、民事诽谤诉讼缺乏刑事诉讼中的那些程序性保障,如“一事不二罚”原则。
  32、行为人在对“错误陈述”信以为真的前提下,发布的不实之词,应豁免于诽谤诉讼。官员应证明:被告制造虚假陈述时确有恶意,故意为之;或玩忽职守,罔顾真相。
  33、既然规定原告只有在证明被告罔顾真相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赔偿,怎么可以禁止他们探知被告的意图呢
  34、对公众来说,电视强大的传播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一种不可思议、近乎傲慢的权力。
  35、赔偿金:①第一修正案禁止判处惩罚性赔偿金;②除非原告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实际经济损失,如因遭遇诽谤而失业。
  36、詹姆斯:“人民若想当家做主,必须用知识的力量。
  37、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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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13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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